在此役之后，指挥作战的白崇禧，陈诚两个一级上将，都被降职，徐庭瑶、叶肇两个集团军司令被撤职查办，最后撤职的中将、少将以上达十几人，堪称湘桂国军高级将领的一次大换血。
眼看北方战局，八路军，40军等作战部队越战越勇，控制的土地人口也越来越多。蒋介石非常清楚，在放任下去，等到日本人赶跑了，他的这个大总统也当到头了。
加上法属印度支那铁路北端被日军彻底控制，国民政府最后的补给线只有云南抵达缅甸的滇缅公路。
此时的国军，在军事上已经无力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政治上，重庆的国民政府，已经不允许再和日军正面对抗，渐渐的蒋介石也从抗战的正面战场，开始谋求和日军的不对话合作，军事重心也从对日作战，转移到了压制中GONG部队的发展。
在河南，历史上的西北王，胡宗南协同汤恩伯部，在第二次豫东作战失利的阴影中，将枪口对准了豫皖苏边境蓬勃发展的40军吴高群主力。在河南发展了两年的吴高群已经开辟了十几个县的根据地，兵力上对上胡宗南的17军团有些吃亏，但在士气上绝对要高上数倍。
尤其，三省边界的土改运动，让老百姓和40军战士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
一荣俱荣，一亡则俱亡。
胡宗南吃了几次闷亏，不但没有将吴高群的根据地压缩、消灭，而且还压制住了胡宗南的军事挑衅，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这其中，川军41军和47军的作用也是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在以往的作战中，中央军往往会将川军当成炮灰，最难打的攻城战让川军上，打不过，撤退时川军又要阻击日军的追击，加上又不给川军补给，让川军官兵心中多有怨气。
进入40年之后，国民政府借口以军事战区为由，命令新四军撤离江南，北撤自黄河北岸。
而在重庆的长江局，一直在和国民政府磋商。新四军短时间内，从江南撤到苏北也是不现实的，主席在研究之后，发现除了在北方组织一次大的战役，无法打破国民政府的强硬口气，既然商量已经说不成，那么就用实力说话。
至于，蒋介石会不会投降日军。
这一点，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根据地让出之后，士兵的情绪问题，更是战略上的大溃败。相比国军24集团军在该地区的控制力来说，新四军由于军纪严明，更获得人心。
新四军也不愿意退出皖南，西北中央同样不愿意让出皖南。
矛盾越来越激化，于是双方开始僵持。
政治需要中GONG 用一场大战来缓解矛盾，于是曾一阳被当成了最佳人选，推了出来。
此时的四野，兵力上连八路军的一个大军区都比不上，部队也不过五万出头。打破日军的封锁不难，但想要进攻日军的重镇，却是非常困难。远了不说，每年松花江解冻之后，日军作战上兵力的调遣就会快很多。这还是在铁路被破坏的情况下。
一旦铁路通车，四野的作战更吃亏。
自从接到中央的电报，曾一阳静静的发了很长一段时间呆了，从来都没有过这样凝重的表情，连谢维俊觉得不可思议。
自从他和曾一阳搭档之后，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曾一阳静静的在指挥部内，身体垮垮的半躺在藤椅上，目光呆滞的看着沙盘。中央的来电虽然不要求打下哈尔滨，但围城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请报上已经证实了，哈尔滨拥有十万日伪军部队，这些部队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用来进攻三江解放区的。
鬼子不进攻，总不能自投罗网，这不是顺鬼子的意吗？
参谋们都离开了作战室，只留下曾一阳一个人，在静静的思考。刚接到电报的时候，曾一阳还觉得这是一个死局，无法解开的死局。
但随着不断的深入剖析，他好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束光线，有种光明就在眼前的欣喜，但看看不透其中的关键。这让曾一阳非常懊恼。将近傍晚的时候，昏暗的指挥室内，‘咕噜’，曾一阳才发现自己有些饿了，看到沙盘边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了一晚面条，他也不管是否凉了，拿起就往嘴中扒拉。
突然，他停下了筷子，眼神怔怔的看着一个熟悉的城市——齐齐哈尔。
这个城市是中东路铁路的中间最大的站点，是沟通整个东北的南北和东西的交叉点。
已经被攻破过一次的齐齐哈尔，必然是日军防御的重点，想要偷袭，自然不容易。但从日军给地抽调兵力的部署来看，齐齐哈尔是关东军腹地，防备必然不会高。
像绥化这样的城市内，日军的部队都抽调一空，只留下了伪军看守，就可见一斑。
“小李，去叫参谋长过来。”
谢维俊从门外走了进来，对曾一阳的警卫员小李摆摆手道：“不用叫了，我就在门外。”说话间，就走到了曾一阳边上，警卫员们也自觉将屋内的油灯点上。
曾一阳一手捧着晚，右手拿着筷子站在地图前，指着长春这座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问道：“老谢，你说，往让1纵东出老爷岭，不对1纵补给不好送，还是周保中的独立旅比较合适，让1纵接替松花江军区的防区。独立旅绕道吉林背后，你觉得梅津美治郎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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