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抚的来历
明代宣德、正统时流民问题逐渐严重，各地农民的反抗时有发生，政府的赋役来源也受到影响。[1]河南、江西、浙江、山西、和南直隶等地巡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设置的。
明初确立了都、布、按三司并立的省级政治体制。宣德、正统以后，文官集团势力的扩充和军人集团地位的下降，三司的平衡被打破。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又使三司条条分割、运转不灵。另置巡抚，反映出统治集团坚持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原则的愿望。
巡抚又是应提高统治效率、整肃军备的需要而产生的。通过派遣廷臣管理地方事务和对原有机构进行某些改革来整饬吏治、革除积弊，已成为历代虽然不自觉却又经常性的措施。
巡抚的职能
明代巡抚的设置，有其明显的阶段性，总的趋势则是逐步地方化和制度化，即由中央的派出大员向地方的军政长官转化，由临时性的差遣向永久性的机构转化。
巡抚设置的尝试期
宣德、正统时期，是明代巡抚设置的尝试期。其特点是，一般以某项特殊性差遣为过渡。先有专责，兼为巡抚的情况，在宣德、正统时有很大的普遍性。胡概、周忱曾相继巡抚南直。宣德八年，对巡抚的基本职责，也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巡抚与镇守并设阶段
巡抚之外，又有镇守，始置于英宗即位之初。因而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巡抚与镇守并设的局面。在英宗即位后的不到五个月，江西、湖广、河南、山东、陕西诸省和宁夏、甘肃、辽东诸边均设置了文臣镇守，与巡抚并称“镇巡官”。景泰四年后，各地镇巡官陆续向都察院系统迁转，皆称“巡抚都御史”。巡抚考满，可望“回院”主持两京都察院事务。
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
景泰至正德，是巡抚的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时期。英宗复辟后，镇、巡合一，并保留了镇守久驻一地及更代原则，使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前进了一大步。巡抚编制的归属从景泰开始趋于划一。
巡抚资格的逐渐制度化
自成化、弘治以后，巡抚均于两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资历较深的给事中、御史、郎中，以及在外之布政使、按察使、参政，资历较深的兵备副使、上等知府内推升。原职高者为副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副都御史；原职卑者为佥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佥都御史（张璁《论馆选巡抚兵备守令》，载《明经世文编》卷一七七），如“巡抚登莱等处地方赞理征东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朝天录》）称谓即是。
巡抚与京师的联系也相对减弱。景泰元年，巡抚与所有外官一样，得携家眷赴任，从而减少了巡抚与京师的个人瓜葛。成化二十二年废止了巡抚赴京议事的规定，等于承认了巡抚的地方化。
巡抚地方化、制度化的完成
至嘉靖，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已经完成，并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类型。
居三司之上，为各省最高权力机构。明代全部十三个布政使司均设定员巡抚，三司属其管辖。这一类型，是明代巡抚的主流。
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辖，为新省区建制的开端。这类巡抚主要设在边境地区，又多在原有的行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以辽东、宁夏、甘肃为典型。英宗即位后增设文臣镇守（天顺以后改称巡抚），逐渐由军事单位过渡为行政单位。
组成特别区。这类巡抚主要设置在数省交界、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以南赣、郧阳为典型。
组成战区。这类巡抚有两种情况。一是设置于原来的边境重镇，如宣府、大同等，有相对的稳定性；二是根据战事的发展临时增设，事平则罢，如崇祯时为抵抗后金而设置的密云、登莱等巡抚。但登莱巡抚自陶朗先、袁可立以后继有十四任，直至明亡。
八府巡按的形象多为正义的，这可以理解为百姓对官吏们公正廉明的一种渴望、期盼有廉明的官员来管一管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百姓希望吏治清明的一种表现。
其中有正义形象：
在小说和舞台上的官员中，最受人们欢迎的是监察御史和八府巡按，因为他们总是不畏权贵，秉公执法的清官，明代的海瑞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代表。人们从《玉堂春》之类戏剧里看到了不少这类故事。那情节往往是，地方官贪赃枉法，老百姓沉冤莫白；幸而苍天有眼，落难的书生金榜题名，做了“八府巡按”，衔王命而临州郡，于是云开日出，善恶果报不爽，人间大团圆。
当然也有反面形象：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的长篇世情小说，作品通过西门庆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从客观上表明了社会的无可救药。***曾评价《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小说中，戏份不多的蔡、宋两御史，贪财好色买官卖官，丝毫不见前面戏文里塑造的清廉正直御史大人形象。
第三十六回，写一个名叫蔡蕴的寒家子弟中了状元，立刻认太师蔡京做了干爹。蔡状元要回乡，太师的管家翟谦就提醒他可以顺路结交西门庆。于是，蔡蕴拉着同行的安进士就来到了西门庆家里，西门庆竭尽所能地招待，令其喜出望外，临别时还各送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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