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经历过明末清初四川这段疯狂虎患时期的当时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朝初年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作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1632）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后定”，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1930年，在重庆主城区金汤街内，当时担任川军32师师长的四川军阀唐式遵有一天夜里在府中大宴宾客，突然一只老虎直接闯进了唐府厅堂之中，众人大惊失色。慌乱之中，唐式遵的卫队急忙将老虎乱枪打死。第二天，唐式遵为了安慰宾客，又邀请客人们前来吃老虎肉，并美其名曰“虎宴！
实际上，在清代乃至民国，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代，关于老虎闯进城市中的记载一直不绝于书。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闯进了一只大老虎到处游荡。这只老虎当时先是在北京东便门一带出现，后来又窜至京城前门，转入西江米巷原川陕总督年羹尧府中。
一直到进入北京城后第二天，这只老虎才被闻讯赶来的京城卫戍部队开枪轰击，然后用长枪扎死。
对于这件猛虎进入京城的奇闻，雍正帝当时就在署直隶总督蔡挺的奏折上，写下朱批：“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到1957年，北京昌平十三陵附近，还有关于老虎出没的记载。
据动物学家研究，老虎大约在200万年前起源于中国，然后逐渐向亚洲其他区域扩散，并逐渐演化为9个亚种。这9个亚种分别为华南虎、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东南亚虎）、马来虎、苏门答腊虎、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据推测，在19世纪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约还有10万只。然而，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不断推进，到了20世纪，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个老虎亚种相继灭绝。但此一时期，华南虎与东北虎，却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肆虐。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论衡·遭虎》中提到，老虎经常闯进东汉帝国的各座城市中，“虎时入邑，行于民间”。到了唐朝时期，作为帝国首都的长安城周边，仍然虎患不断，对此，唐朝诗人张籍在《猛虎行》中提到，长安城周边“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
到了与南宋同时的金宣宗时期，曾经作为北宋首都的开封府境内，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记载。金宣宗甚至“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
从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中华帝国境内即使是在首都周边，也是到处虎患横行。而人虎冲突的状况，随着中国人口的大爆炸，即将愈演愈烈。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中国人口是5648万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中国人口是6659万人；然而，到了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国人口突破1亿人；仅仅80年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国人口大爆炸至3.98亿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着人类对森林荒地的不断开发，老虎的栖息地不断遭到压迫。在此情景下，进入明清时代后，人与虎的遭遇冲突开始愈演愈烈，并广泛记载于各地地方志、文人日记等各种史料之中。
在经历明末清初长期战乱和虎患后，清朝初年开始，政府号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垦。经过长达两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四川和陕西南部原本急剧萎缩的人口恢复增长。就在陕南西乡县的开发过程中，康熙年间，西乡县的虎患让人为之战栗，当时，西乡县内“不特虎迹交于四郊，而且午夜入城伤害人民，殃及牲畜”。
为此，陕南西乡县知县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数十人杀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短短两年间，仅西乡县由官方组织的打虎队，就射杀老虎达64只，陕西虎患之严重可见一斑。
除了人口增长、大量老虎栖息地被破坏之外，明清时期的气候因素，也是这一时期虎患严重的原因之一。
当时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史称“明清小冰期”。即使是位处长江以南地区的江西地区，也经常出现“大寒”“连日大雪”等异常寒冷天气。据许怀林《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一文统计，明清时期江西发生旱灾64次，是宋元时期的3.2倍，而水灾更是高达151次之多。
由于明清时期水旱灾害频发，导致河流干涸、草丛枯萎、大量食草动物死亡，影响到了老虎的生存环境。加上栖息地日益遭到人类侵蚀破坏，于是，中国的虎患逐渐进入史上最高峰时期。
康熙二十年（1681），当年江西余干县“秋大旱，虎出伤人，连年不息”。咸丰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县“大旱，自夏至冬二百余日不雨……虎昼食人，夜群虎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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