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古代的原则是小事不出乡。当然任何事情也不是完美的，这样虽然减轻了负担，但是也造成三老在乡间横行和渔肉乡民。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奇葩的朝代，它是最后一个由汉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其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在近代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导致许多左派青年极度怀念明朝，为所谓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津津乐道。但归根结底地说，明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是统治者及官僚体系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所导致。
当然，明朝能延续276年，在全部统治过程中基本上维持了稳定的中央集权，并且留下了一系列的文化遗产，其统治模式自然有诸多可取之处。这里就来重点聊聊明朝稳定行进的“两条大腿”。
整个文官制度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它包括了文官体系的建设，以及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与集权。明朝的官僚更像是专业官僚，而不是宋朝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专业文人，兼职做官）。明朝官僚体系的稳定是明朝统治能稳定持续的基础。而且另一方面，明朝从根本上解决了藩镇的毒瘤，实现了中央控制地方而又不干涉地方的“集权体系”。
我们今天批判明朝科举取士的“八股文制度”，但实则正是这样的机械单一的制度，催生了明朝独特的文官制度。八股文禁锢了思想，而对于统治者而言，这正是他们的目的。一个听话做事的官僚，远比一个有自我思想的官僚更讨喜。明朝的文官相较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官僚，有两个特点，一是显得更专业，二是显得更刻板。
唐宋时期的官僚就显得没有明朝官僚那样“专业”，唐宋的官僚，尤其是宋朝，他们更像是文人而不是专业官僚。如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苏轼等。科举制度根本上都是从文人里选官，但做官与写文章不同，做官不需要文人那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情怀。而明朝采用八股文之后，文人的浪漫气息就被“阉割”了。在文化人，明代的诗词远不如唐宋，便是这个制度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只能研习《四书五经》，并只能根据古书（主要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内容来展开论述，导致明朝文官的思想日趋统一，进而形成固定的行为范式。这种阉割了浪漫、自我情怀的文官，也变得更加“专业”。
与此同时，明朝的文官在思想上更加刻板，他们对于政治理想的固执程度远超其他朝代。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明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以及明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虽然权臣对抗皇权在历朝历代均有体现，但与明朝这种形式又完全不同。本质上这两个时期并没有类似霍光、曹操这样的权臣，但整个文官系统却出奇一致地对抗皇权，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奇观。
藩镇是造成唐朝统治不稳的根本原因，而之后的宋朝为了消除藩镇却又矫枉过正，导致宋代武备孱弱，成为“软柿子”。明朝在官僚制度建设上既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危险，也保持了相对强大的武备系统。即便在明朝的最后时期，我依然认为明朝不是输在了战场上，而是输在了政治上。
在信息传递效率低下的古代，统治一个庞大的疆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统治半径的制约。中央政府能监管的区域是有限的。对于远离中央的地方，势必要选择其他人代为管理。封建王朝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分封藩王，但这种方式严重妨碍了中央集权，最终的局面就会如同欧洲一样，分裂成诸多小国。中国自隋朝之后就彻底解决了地方选官问题，但是对于地方权力如何制约则经历了几百年的实验。明朝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将各地方严格分割（大致就是现在的各省），并分别设立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权分立”的官僚，分别主管行政、司法、军事。后期为了进一步协调地方，增加了督抚等职。但督抚相对于唐时期的节度使，既受到其他官员的监督制约，也缺乏集财权、事权、兵权于一身的土壤，最终形成了既受中央约束，又能因地制宜便宜行事的行政体系。这种有效的中央集权在明朝的整个过程中应当都算得上是稳定的，而明朝也从未出现足以威胁皇权、自行废立的大权臣，更没有像唐朝中后期一样藩镇割据。
皇权不下乡也是明朝制度上的一大创举，这个制度消弭了阶级上的“统治半径”，使得最顶层的皇权但最底层的平民之间，获得了互不打扰的稳定局面。明朝的“皇权不下乡”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有效地调动了乡绅、小地主势力，以宗族为基础实行基层自治。宗族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于地方父母官，对于琐碎的宗族内部事务，政府完全置身事外，避免了底层官员借机敛财压榨百姓。（关于明代宗法制度，笔者另有一篇文章详述）。
宗族文化迄今为止依然是我国传统文化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起源便是明朝。这种制度的建立来源于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的个人经验，却在不经意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如果说以往的宗族文化只存在于世家大族里，那明朝以后宗族文化已经扩散到每个基层家庭。由于宗族文化的调和，明朝朝堂上的混乱不会对底层造成过多的影响。明万历年间，皇帝创造了三十年不上朝的记录，中央政府停摆，但底层社会却并未发生较大的混乱，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皇权不下乡”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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