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呼呼的看着这帮子衙役，杨津正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但凡衙门里的衙役，欺上瞒下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做的如此过分的自己，还是平生之所未见！！真想把这些人给好好修理一顿，也让他们知道自己才是这个县的最高长官！
历朝历代的这种小吏，都是有着负面形象的！中国古代的官员制度，在几千年的时间内经历过多次改变，提高素质，增强工作效率，以及惩治贪污是每个时期都具备的重要工作内容。
除此之外历代还面临一个大难题，就是胥吏的管理工作。他们和真正的官员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平时却处理着一些比较重要的官府工作。由于生活环境和名利上的差异，这些人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留给百姓和社会的印象也十分差，特别是在宋代以后这些人已经成为了奸诈的代名词，这样的转变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宋起建立专业文官队伍，胥吏生存空间狭小，毕竟宋代重文轻武，文官地位优越。
和其他时期相比，宋对文的重视程度是最高的，这一切得益于宋太祖的治理思想。
他认为这些人可以给国家带来更好的文化提升，在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之下，民众的思想修养也会跟着提高。而且这些人不掌握军事，虽然有权利，有地位，却不会增加内部矛盾。政府加大科考队伍，兴办学校，让更多的学子可以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地位。
对于贫困的家庭，社会会给予经济支持，让有才学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总之这里是知识分子的广阔天地，他们可以尽情地发挥才能，为时间留下宝贵的文学财富。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其他阶层所没有的财富，得到的俸禄要比其他官员多很多。朝堂上，他们也有相对的自由，只要没有犯致命性的错误，合理的言论建议可以尽情说出，才能可以得到很大的发挥。
良好的社会环境自然孕育出了大量的文官，他们在各个省区之内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国家该领域内的官员队伍日益成熟且专业。而胥吏是处在底层的政府协助者，长期在基层担任一些琐碎且必不可少的工作。
文官的数量虽然增多了，但是这些必不可少的工作还是需要之前的胥吏来担任。在大批高质量的文官面前，让本来晋升非常缓慢的官员们，完全丧失了向上爬的机会。文官数量多，工资支出也跟着增加。这直接影响着吏员们的收入，有很多人一年只能得到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生存环境艰难，使吏员另寻新出路。
微薄的收入让一个有家庭的吏员难以持家，他们平时受到严格的行为规范。一旦在当地官府入了职，就不能到其他行业进行谋生，活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能像其他学子一样参加科考，本来出身卑微的他们，唯一改变地位的机会已经被剥夺了。
为了更好的生存，这些人不得不在有限的活动领域之内，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他们平常受官的指挥或者朝廷的派遣，相对于民众而言，他们虽然没有官威，但是比百姓在身份上更具优势，可以得到最新的政策和资源。
起到沟通和调剂的他们，会利用职务之便，从民众之间获取一些好处。平日里和民众接触机会最多的并不是小官，而是这些吏员们。虽然没有多大的实际权力，但是在百姓们面前，这些人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压制他们，出于本土人情社会的需要，人们很多时候敢怒不敢言，不会和这些人发生正面冲突。
“官如虎，吏如猫，具体而微舐人膏”。
在社会的纵容之下，他们就变得更胆大起来，经常钻空子，从权利的边缘地带获利，为其买单的永远是大众。这样的风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宋以后的封建时代一直存在，以至于，人们提起这类人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奸诈一词。关于他们的恶名一直都有，关于它的治理也没有停止过，但是成效却不好，古代官场社会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死穴，是它的特殊性导致的。
胥吏地位低，但职能却必不可少，毕竟他们是基层的办事人员，不可或缺！
到了宋代以后，国家的版图进入了稳定时期，面积逐渐增大，总人口数量较以往要多出很多。社会生产力低下，缺少高效的交通工具。一些地形较复杂的地区，行政工作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虽然文官数量很多，但是在没有机器的社会，各种工作都需要人力来进行，在大工程面前，文职人员的力量是有限的，工作效率也是极低的。
要想让社会大机器严密地运转起来，必须要有像胥吏这样的人来做润滑剂。而且各地需要的数量是极其大的，在这一点上，政府也在对这些人进行了很大的压榨。付极少的工资，让他们做繁重的工作。这类人的工作量是不可忽视的，把他们全部裁掉，杜绝恶劣行径的产生，是万万不可能的。
所以对于这些人平时的作为，上级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想把这些人炒掉，又不想付给他们高报酬，所以就纵容他们把目光聚集在广大人们的身上。必要的时候敲打一下，大利润不会让他们占据，但是愿意把小收益交给他们。这些利益链，牵制着这面旗帜难以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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