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纳-德兰普先生只是连续点头，默默用心的听着徐腾的建议，听徐腾如何将复杂的问题梳理清楚，理出最根本的矛盾。
“为什么，美国的很多企业和民众，没有在这个全球化贸易结构中获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们依然可以将问题梳理的更简单。”
“实际上只有一个原因，发展的不平衡。德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的贸易顺差国，如果从操控汇率的三个基本原则来判断，德国其实操控汇率了，但为什么没办法指责？因为欧元汇率的决定权在欧盟手中，整个欧元区的经济一团糟，而汇率是经济竞争力的反馈，竞争力强则汇率高，竞争力弱则汇率低。所以，当前欧元的汇率必然要走低，弥补整个欧元区的经济竞争力不足缺陷，而这就导致德国的产品更具性价比，更便宜，更容易被采购。”
“最简单的表现就是在德国和美国处于相同工资水平上，在美国本土采购的汽配零件，价格反而要高于从德国进口的产品，这就不合理了。”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有14亿人口，大部分人口还无法适应高附加值的工作，只能从事低端工作，收入必然微薄，但是，至少有2亿人口能从事高附加值的工作。换句话说，中德的问题是一样的，发展的不平衡。”
“对欧盟来说，他们需要时间让南欧、东欧国家重新振作起来，但我认为，欧盟恐怕是做不到了，未来二十年，欧盟只会越来越糟糕，他们根本没办法改革。”
“至于中国，这就只是时间问题，十年后，中国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时，或者是接近2万美元时，情况自然就会改善。对美国来说，解决中美投资协定是第一大任务，让美国企业更多的投资中国，让美国产品更多的出口到中国，同时让中国企业更多的投资美国，形成一个中美经济共同体，这就行了。”
徐腾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稍微有点避重就轻。
“问题在于，中国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会不会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施蒂恩-班伦终于抓住这个破绽，迅速反击，试图证明徐腾终究是中国人，只会为中国说话。
“你必须搞清楚一个基本的世界贸易分类问题，中国主要是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供应商品，这意味着，中国在美国的出口规模增长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我们以后也不太可能继续向世界供应低收入阶层的商品，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高了，竞争不过越南和印度。”
“美国不能去和中国竞争，那意味着，美国得将工人收入水平降低到中国的标准，包括你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全部都要跟中国对准，最后是物流和运输成本问题，美国的西海岸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工业人口。”
“对美国来说，最优的选择是和日本、韩国、欧洲、台湾竞争，将美国过去转移到这些国家的产业，尽可能多的收回来。在全球主要大国中，中美在经济、政治层面是绝对性的互补关系，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领域，日本占了一半，中国必须从日本进口，如果美国产品的质量相同，价格更低，我们为什么不从美国进口？”
“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也很丰富，为什么不能向中国出口？互相给予最多优惠，分享彼此的市场，在政策性和收税性的操作，尽可能确保出口商品的到岸价格比别人优惠，这就够了。”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单一市场，只要中美合作，优先保障对方的利益，其次再考虑其他国家的问题，我不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存在冲突。”
“我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中国和欧盟的贸易是平衡，和美国的贸易就不平衡，为什么不能改一改，让中美贸易走向平衡，中欧贸易走向不平衡？”
“台湾、日本、韩国，迄今都还是对中国贸易的顺差国，为什么，这些顺差部分不能调整到美国？我个人认为，这才是美国应该竞争的产业，也不会降低美国工人的收入水平。”
徐腾大致谈一谈自己的判断，顺便也要提醒康纳-德兰普，“当然，你要注意人口和劳动力资源的问题，美国看似适龄劳动人口多，将黑人青年去掉，你的青年劳动力资源就不行了。我是亚裔，所以，我不会有种族歧视，但是问题客观存在。我们在美国的工厂，最头疼就是必须招聘适当数量的黑人，实际上根本就招不到合适的，企业支付了薪水，聘请的员工却根本不能达到标准，还没办法处理。我们的汽车工厂，超过一半的工人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真的很麻烦，这是美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很复杂，我们在美国的投资中，金融、半导体、网络技术、制药产业更容易招聘到合适的员工，其他都很困难。”
“我们是否可以吸收更多的拉丁移民？”伊维卡-德兰普提了一个小建议，“或者是亚裔移民？”
“不好处理，美国现在不仅需要继续吸收高技术移民，也需要吸收3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还要想出策略，教育更多的黑人青年遵纪守法的参加工作……当然，这可能有点难。你们还要意识到，亚裔青年中，移民意愿最强烈的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徐腾尽量不直接提及宗教问题，但是，在座的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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